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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報特稿:談方和他的好人事業(圖)

發布時間:2013-09-03 20:15 | 來源:解放日報 2013年9月3日 05-特稿 | 查看:26134次

   

  中國好人網總干事談方和志愿者們探訪河南蘭考“愛心媽媽”袁厲害,火災后第一次,袁厲害帶他們去看看老屋。 (資料照片)

  本報記者  孔令君

  一位教授,想搞一場“人心改良運動”,鼓勵全社會“說好人、幫好人、做好人”。杯水車薪,堅持5年,“終有小成”。

  有人說談方善于 “炒作”,可他卻坦然,只要“干實事”,自會有媒體找上門來;他知道,一些企業家和組織,上門討教的未必是策劃經驗,而是“炒作方式”。談方覺得沒什么:“只要部分目的是做好事便好;打著‘公益’的旗號,說明他們對社會上的正能量有所畏懼,總比作惡強上百倍!

  談方把“好人”當事業。

  他對此從未困惑過,在他5年前創辦“中國好人網”之前,他就“都想好了”。

  當初有人嘲笑他:干嘛要叫“中國好人網”,名字太樸素,范圍又太廣,何不取個“英雄”或是“道德楷!钡拿。

  談方不改,他的想法是要“說好人、幫好人、做好人”,幫助全中國的好人,宣揚好人有好報,搞一場“人心改良運動”。

  有人嗤之以鼻,“杯水車薪”;也有人覺得“太虛了”,認為這位在高校教“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授,“搞理論搞傻了”,辦一個網站,能改變什么人心?

  誰也沒想到,大多數人“敢想不敢做”的“好人事業”,談方搞得有聲有色。

   “幫好人萬里行”,開著面包車去各地捐錢

  前不久,談方組織了 “幫好人萬里行”。

  學校放假的第二天,他和好人網的志愿者們,兩輛面包車,從廣州出發,46天走了16個省份,為了去“幫好人”——探望、給錢;了解需求,可幫忙打官司、可找醫生前往救治,還可協調就業和入學。

  這種“全國巡回式”的幫好人行動,已經是第二次了,談方計劃每年暑假都搞一次,明年就可以走遍各地。

  他們把面包車四周圍上條幅,穿著統一設計的服裝,胸口處的標志,是一顆大大的紅心,紅心內是五星紅旗的圖案。

  這次“好人名單”中的大多數,是這一年來,談方和志愿者們通過各類途徑發現,但素未謀面,或是沒聯系上的;還有一些,是當地文明辦推薦的。

  這也是好人網日常主要的工作模式——關注新聞,接聽熱線,以此尋找好人,幫助好人。照他們的話,是“讓好人有好報!不讓英雄流血又流淚!”

  他們用這種形式幫過2000多人,有名的,或是默默無聞的。比如昆明農民工、全國無償獻血金獎獲得者董仲彬,他患癌癥晚期無錢求醫、帶證上街乞討了半個月;還有河南淮陽縣熊樓寨村的農民李守俊,他為救人犧牲,留下90多歲的父親和有病的妻子,家庭困難……

  要幫的好人太多。

  袁厲害不要錢,反而捐了錢給“好人事業”

  這次“幫好人萬里行”,好人網幾乎為每一位被探訪的好人,捐了錢物。唯獨一位不要的,是河南蘭考的袁厲害。

  袁厲害原本就在當地便很有名,被稱為“愛心媽媽”,收養了不少孤兒。今年1月4日,因為孩子們玩火,燒了屋子,7名被收養的孩童死亡。袁厲害成為全國知名的人物,被調查,被質疑。

  不少人同情袁厲害,給她捐款,其中便有中國好人網。當時談方為其募捐了12100元,并想為她提供法律援助。袁厲害電話里說不要,一分錢都不要;談方托志愿者春節時把錢捎去,她也不要,說要“把錢留給好人網”,幫更多的人。

  談方和志愿者們這次去看她,進了縣城,連花和水果都來不及買,就被袁厲害騎著電動三輪車接到家里去了。

  在談方看來,袁厲害肯定是位善良的老好人。她家并不寬敞,70多平方米的住所,她和兒子、兒媳、女婿擠著住,如今家里,只收養著1位13歲的啞童。談方說“從她和孩子的眼神里”,就能讀懂其中的感情。

  火災后第一次,袁厲害去了被燒毀的老屋,帶著談方和志愿者們,剛到門口,她就哭了。待她平靜下來,談方才正式提出建立一個 “袁厲害救助棄嬰基金”,在12100元的基礎上,袁厲害堅持,又給了3000元現金。

   “攙扶老人風險基金”和“攙扶老人獎”

  若以后要動用“袁厲害救助棄嬰基金”,不僅要談方和基金管理委員會成員們的投票,還要征得袁厲害的同意。

  好人基金名下,已經設立了20多項類似的專項基金。

  談方把這些基金定義為“自籌”,是好人網的志愿者們捐助的,并非公募,也非私募。而每個人捐的每一筆錢,其數額和用途,都公布在網站上。

  其中有一項基金,著實讓好人網和談方火了一把。

  那是2011年3月5日,學雷鋒日時候,談方建立了 “攙扶老人風險基金”,并成立公益律師團,邀請了數位知名律師,想為以后的“冤枉者”打官司。

  當初好人網內部,不少人反對談方成立的這項基金,認為“沒必要”,“道德沒墮落到那個程度”,不少人說,應該把“風險”兩字改一改?烧劮綀猿,要以此吸引更多人關注“誠信問題”。

  沒過多久,全國各地“攙扶老人反被誣陷”,或是“老人摔倒無人敢扶”的事,頻頻發生,全國媒體涌向廣州,讓談方談看法,聊觀點;各地愛心人士為基金捐款。而那時,在好人網關注過的10多起“攙扶老人”案例中,僅有一位大學女教師接受了508元的訴訟費和醫療費資助,其余二位則拒絕受助。一位覺得“受了傷害”,不愿再提;另一位擔心受資助會被冠上“訛錢”的惡名。

  談方當然覺得還不夠,他要搞更大的。

  2012年的3月5日,好人網舉辦了首屆“攙扶老人獎”,設了委屈獎、勇敢獎、正義獎和責任獎,評出獲獎者42人,頒發獎牌和1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獎金。

  獲獎者中,有2006年全國第一例“攙扶老人就醫被判賠償”的彭宇,還有2011年 “攙扶爬馬路護欄摔倒老太被判賠償”的許云鶴,還有“停車施救老夫妻,墊付1000元醫藥費”,卻最終被判賠償7萬元的吳俊東……

  沒有頒獎儀式,只用最直接的幫助方式,銀行轉賬。談方幾番周折,聯系不上彭宇,就把獎項和獎金一直留著。

  而吳俊東,把獎金5000元,反捐給了好人基金,在那之前,他又攙扶了一位摔倒的孕婦……

   “幫好人”注重雪中送炭,不搞錦上添花

  好人事業,越做越大。

  好人基金已經籌集了200多萬元,好人網還推出了全國第一個民間好人榜“中國好人”,每年評選100位年度中國好人。

  鼎盛的時候,好人網分布在全國各地的注冊志愿者,達到1.6萬人,律師、醫生、三教九流,“能幫助好人的人,都要團結”;近20個省份,都有好人網的分會。

  困難自然也來了。

  最大的麻煩,是核實受助好人們生活的困難程度,以此決定捐贈和幫助的力度,“注重雪中送炭,不搞錦上添花”被視為“幫好人”原則。

  比如,“最美教師”張麗莉、“最美媽媽”吳菊萍、“最美司機”吳斌等好人,因為大量媒體報道和社會關注,他們及其家庭得到了大量幫助,好人網便不再介入。畢竟,好人基金是常年“專業”幫助好人的,資金不能簡單根據 “感動程度”來分配,“幫好人”應有一套嚴格的流程。

  前不久,他們探望湖北一位農村婦女柯梅花,她在當地被叫做“公家奶奶”,村里的留守兒童,大多數都被她照料過;2011年12月,她沖到馬路中間,把村里一位男孩,從飛馳的卡車前拽了回來,自己卻被卡車后輪輾壓,雙腳截肢。

  當然是好人,可該捐多少錢?從市縣到鄉村,沒一位干部說得清楚柯梅花殘疾后,收到過多少筆捐助,捐款用于何處;柯梅花家境看似尚可,她也從來沒有向被救的家庭要求過什么,就連政府問她有什么需要時,她也堅決說沒有。

  談方提議捐1萬元,可他給基金委員會成員挨個打電話,大家都說捐多了,5000元夠了;投完票,少數服從多數。最后,柯梅花受助5000元,被列為好人網“長期幫扶對象”,定期回訪。

  幾乎每一次捐錢捐物,談方和志愿者們都要先旁敲側擊,問對方“已得到多少?需要多少?”,之后要打電話匯報基金委員會成員,大家投票定奪捐贈金額。

  善于“團結政府部門”

  談方目標遠大。

  他是嚴謹且中規中矩的人,他的論文,絕不允許出現一個標點和句式錯誤;他是華南師范大學理論部的教授,教授“思想政治教育”、“中共黨史”、“中國近現代史”和“公共管理”……

  他希望未來的“中國特色好人事業”,應是政府積極主動推動,眾多民間組織、愛心企業參與,“好人有好報”文化氛圍為底色的。其中,構建“中國好人文化”的關鍵,在于黨和政府的重視。

  所以,他很善于“團結政府部門”。

  他辦好人論壇,聯合了15家以上的廳級政府部門及高校;他組織“幫好人萬里行”,得到了廣東省文明辦的支持,后者主動為好人網給數十個省市文明辦發去公函;經過兩年的走訪,他與50多個縣級文明辦、30多個市級文明辦,以及8個省級文明辦達成了合作意向;他評選的中國好人,得到了廣東省文明辦的認可,讓好人網承辦廣東省每季度一次的 “廣東好人”評選;廣東省委宣傳部,給了中國好人網15萬元的專項資助,廣東團省委資助其3萬元……

  廣東省有關部門開會,數次自省,認為“很多精神文明建設工作,都是跟在中國好人網的后頭”,政府成立基金,舉辦論壇、好人評選,都跟好人網學。

  談方樂在其中。

  兩年前他所在的華南師范大學,批準他在全國公開招收“公益慈善”方向的碩士研究生;他主編出版了《中國好人》,成為“中國第一部宣傳中國好人、研究中國好人事業和好人文化的理論專著”。

  他在書中盛贊一些省市的政府部門,比如浙江和江西省政府均出臺條例辦法,獎勵和保障見義勇為人員,以及徐州沛縣將3名“中國好人”提拔為副科級干部。

  “能引起領導重視”的“秘方”

  可他堅持,好人事業,是“民間、獨立”的。

  談方給政府部門與中國好人網的關系做了定義,是“指導與被指導的合作關系”,而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隸屬關系”。

  他認為自己的成功之道,只不過是“不作秀,做實事”——“用心感受社會與好人的需求”。只有這樣,才能“觸動政府、帶動政府”。

  他多次講起中國好人網成立后的第一個“幫好人”案例。

  2008年底,談方開始尋找汶川地震后,傾其所有為災區捐款的少年殘疾乞丐,這位“愛心乞丐”前后4次捐了上百元,雖然其照片在網絡上流傳,感人至深,可沒人知道他叫什么、在哪里、做什么。

  在這之前,談方幾乎沒做任何策劃,只是閉著眼睛想了想:每個人,看到這位愛心乞丐能得到善報,都會高興。

  于是他發動了118位志愿者,大多數是他的學生,兵分三路,去繁華的鬧市和火車站,帶著問卷、廣告牌和大旗,上面印著照片,寫著:“尊敬的乞丐,您在哪里?”談方想,哪怕找不到,也算是一次“好人好報”的宣傳。

  第二天,他們就找到了他,他名叫龔忠誠,他被興奮的學生們找到時,手足無措:“一下子來那么多人,像做夢一樣,不現實!”

  兩位研究生,把他背到了火車站廣場,給他毛衣,以及善款。很快,眾多媒體“劫”走了他,鎂光燈突如其來。

  很快,廣東省領導做了批示,文明辦、團省委、民政局、殘疾人聯合會、青年企業家協會都伸出援手,龔忠誠成了一家涼茶鋪的小老板,拿著“好人有好報”的錦旗,對著鏡頭笑。

  曾有好多家公益組織、媒體和政府部門,都找上門來,希望能合作搞活動,并向談方討教“能引起領導重視”的“秘方”。

  談方哈哈一笑,說了一句他很欣賞的老話,叫“跟祖國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

  “想不到”的進步,源于“事業心”

  很多事情,在做之前,想不到。

  曾經的“愛心乞丐”龔忠誠,面對記者時,幾乎表達不出來自內心本源的善良,他說不清,汶川地震時為何要背著父親,把所有的“積蓄”捐給災區,他從未想過,理所當然地做個好人,能因此得到回報。

  他在第一屆好人論壇上發言,談感悟和“好人理念”:“沒想到,思想政治教育,竟然能跟我這樣的人扯上關系!

  觀眾席上坐了不少領導和教授,他們身子前傾,聽得入神。這時,才有人明白談方當年堅持取名 “中國好人網”的意思,“好人”不同于“道德楷!,不同于“英雄”,只是普普通通的常人,鼓勵大家“做好人”,這項好人事業才更有“操作性”。

  一年前,談方“幫好人萬里行”的隊伍到了南昌,探望并捐助聾啞老人何興武,他用自己和愛人的退休工資,幫了一所特教學校,收留了200多名邊遠山區的聾啞兒童;臨分別時,何興武抓起談方的手,拿筆寫字:“我沒想到,有這樣的‘幫好人萬里行’組織!我的腰桿子更硬了!”

  兩年前,中國好人網幫助廣東人凌華坤,他在駕車追擊劫匪的過程中,車輛與劫匪的摩托車相撞,導致劫匪身亡;雖然獲得見義勇為獎金5萬元,可除了妻兒的醫藥費,還要賠償被撞路人和路邊車主,倒貼4萬元。他被妻子父母厭棄,總想不開,在跳樓自殺之前,找到了中國好人網。在企業家贊助下,好人網成立了“永泰見義勇為基金”,替凌華坤出了4萬元;之后,談方為此四處演講,在政府會議和各類場合大聲疾呼——應借此契機,為“見義勇為”和“見死不救”等行為立法,哪怕是一部地方法規。

  談方沒想到,今年8月1日,《深圳經濟特區救助人權益保護規定》開始實施,成為全國首部保護救助人權益的法規,被稱為“好人法”。

  但若沒人將“好人”視為事業,那這些“想不到”的進步,或許,不會來得這么快。

  記者手記

  警惕“事業”成“產業”

  自從談方和好人網“成名”開始,質疑就從未間斷過。

  最多的,是對于好人基金管理模式的質疑。

  隨著他的“好人事業”蒸蒸日上,如今的好人基金,早不是談方最初從工資中拿出的幾萬元,而是至少200多萬元,缺乏第三方監管的基金,憑借“幾人小組”的自覺,能否公正透明地管理好這筆錢?

  只要跟談方細細聊過的人,大多會選擇相信談方的“正直”;這位學黨史教黨史的教授,對“好人事業”的追求近乎偏執,他總說,是依靠老一輩革命家的精神感召,依靠意志力,才能每天堅持如此:只睡5個小時,剩余時間都在工作。

  他對基金的使用從來謹慎,即便請記者吃一頓20多元的便飯,也反復強調是“自己的錢”;而為了給“幫好人萬里行”省錢,他們住連鎖酒店,談方都要幾番督促“團購更省錢”。

  兩年前,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曾與談方達成初步合作意向,只需基金金額達到100萬元,就可以在民政部登記注冊;可后來談方放棄了,或許,是擔心一旦引入基金化管理模式,不僅會增添不少管理上的麻煩,還會對如今形式靈活的“幫好人”形成掣肘;或許,談方和同事們覺得,只要每一筆賬目都及時在網站上公開,問心無愧便可以了。

  但問題是,“好人事業”和“好人基金”的管理漏洞,會否被別有用心地效仿,變為“好人產業”?

  恐怕,還是得考慮考慮如何在保證基金使用靈活的前提下,其公開透明規范更多一些制度保障。

 。ň幷咦ⅲ涸臉祟}為《好人事業》)

(責任編輯:左浩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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