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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爾康:史料與史學的不懈探尋者(組圖)

發布時間:2021-10-18 20:26 | 來源:光明日報 2021年10月18日 11版 | 查看:150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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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爾康著《清史史料學》

馮爾康著《雍正傳》

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古人日常生活與社會風俗》

馮爾康與本文作者常建華(右三)在學術研討會上

??【大家】

學人小傳

??馮爾康,1934年生于江蘇儀征。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學術委員,曾任中國社會史學會會長、中國譜牒學會副會長。1959年從南開大學歷史系畢業后留校任教,并師從歷史學家鄭天挺攻讀明清史專業研究生。從事史學研究60多年來,主要研究社會史、清史、宗族史和社會結構史、史料學等領域,著有《馮爾康文集》《清史史料學》《雍正傳》《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社會轉向》《古人日常生活與社會風俗》《中國社會史概論》等。

??馮爾康先生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史研究的主要倡導者,也是著名清史專家。馮先生已是88歲米壽高齡,仍著述不輟,可謂老當益壯。2019年,他出版了10卷本《馮爾康文集》,此外尚有數十種專書行世,其中新著《嘗新集——康雍乾三帝與天主教在中國》,是84歲時出版的。

??馮先生研究歷史,第一步總是摸清資料底數。他說過,他同許多同行一樣,一貫傾心于歷史資料的搜集和解讀,也許是屬于“史料派”,強調“用資料說話”,主張史學著作要“寓論于史”。馮先生治學同樣重視史學新領域,把新觀念、新方向、新領域視為打開史料寶藏的鑰匙。

探索治清史的門徑

??馮先生在南開大學攻讀研究生期間,師從著名歷史學家鄭天挺教授學習明清史。鄭先生繼承了乾嘉學派重視史料與考證的優良傳統,同時接受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探索新的史料學。20世紀50年代,鄭先生在南開開設過“史料學”課程,那是當時學習蘇聯新設的課程。馮先生說,導師對他最深的學術影響之一就是進行“史料的批判”,即批判地研究史料。

??清史史料種類繁多、數量巨大,不僅需要費時費力地搜集,還要講求研讀的方法。馮先生60年代初的研究生論文主體,20多年后以《十七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中葉江南商品經濟中的幾個問題》為題發表,此文是依據地方志、文集以及碑刻、筆記、族譜等資料寫成的,大多屬于地方文獻。而成書于80年代初的成名作《雍正傳》,則主要依據清廷官書資料《清實錄》及起居注、朱批奏折、玉牒等。馮先生閱讀清代資料之廣泛而深入,是他長年勤奮治學且治學有方的結果。杜家驥兄與我是馮老師招收的首屆研究生,那時我們常到老師家上課,看到老師總是在辦公桌前看書,椅子面上、地面上有磨過的印跡。師母周老師說,你們老師成年看書,椅子都磨成那樣了。老師從平房搬進樓房,我們幫助搬家,看到老師用鞋盒裝的一盒盒卡片,有的是早年做的,已經陳舊泛黃,不由感嘆老師治學之勤。

??20世紀80年代初,馮先生開設“清史史料學”課程。他深知青年學子占有史料的意愿和困難,于是撰寫講義,提供幫助,1986年出版了《清史史料學初稿》一書。該書闡明史料的來源、價值和利用方法,提示讀者要注意了解清史史料文獻的底數并加以搜集,對清史史料進行整理,制作工具書。先生不是一般性地泛泛介紹,而是將自己利用史料的心得體會寫出來,是經驗之談。先生青壯年時讀書,每讀一書,不僅摘錄所記敘的歷史事件、制度、人物、時間和社會環境的材料,常常還對該書寫札記,留意資料的保存形式,長期積累,便能綜合成書。清史研究如何入門,馮先生說,如果在時間不足、利用《清歷朝實錄》不方便的情況下,不妨以王先謙《東華錄》《東華續錄》作為基礎讀物,從這里搜集最基本材料,初步了解清史,然后擴展開去,從各種史籍尋覓資料,進行深入研究。同時說,研究清史,還是要讀《清史稿》的。這真是不僅授人以魚,而且授人以漁,使得《清史史料學初稿》成為初學者走上清史研究之路的津逮。先生在這部書的后記中深情回顧,他愛在南開大學圖書館書庫讀書,即使年已花甲,仍然樂于把書放到書庫一個旮旯的桌子上翻檢。一個讀書人的形象躍然紙上。

??馮先生對《清史史料學初稿》精益求精,不斷增訂,后來又出了三個版本。1993年臺灣商務印書館的版本,增加了海外清史文獻的介紹、地方政書、文編中的史料等內容,增寫臺灣學者對清史文獻的整理、鴉片戰爭后清史史料的說明,大為完善,篇幅比原書多出二分之一。于是,該書出版時,去掉了原書名中的“初稿”二字。馮先生在新書“自序”強調“沒有歷史資料便不能說明歷史,沒有史料學便沒有歷史研究,也就沒有歷史學”。

??此后,馮先生不斷探索多種史料的價值與利用,如族譜、刑科題本與履歷檔等,這些新的研究心得寫進了2004年的新版本中。如介紹“引見履歷檔”,從引見制度說到履歷檔案的形成,“一史館”所藏的履歷檔、整理編目和利用情況,它所反映的清朝任用官員制度、實行狀況及與朝政的關系。還交代了“書畫”圖書的史料意義,以清初吉林滿族史為例,增設“綜論筆記、文集、方志對清史專題研究的價值”一節,使得該書特色更加突出。

??2013年故宮出版社推出的《清史史料學》更增加了大量書影,為讀者提供了對原書的直觀印象,圖文并茂,成為學術珍品。

??《清史史料學》廣受國內外學界的好評,被視為清史研究的必備工具書、入門的基礎讀物和研究性的教材。

人物與人物傳記研究

??雍正皇帝很有性格且頗受爭議,馮先生的《雍正傳》全面深入呈現了傳主奮發有為的一生。雍正帝繼位充滿謎團,多被認為是篡位奪權,馮先生則認為是合法繼位。為了這一研究,先生成為最早利用記載清皇族生育檔案玉牒的學者之一。說來也巧,另外兩位同時利用玉牒的著名學者吳秀良、楊啟樵先生也都是主張合法繼位說的學者。馮先生閱讀了有關雍正帝的大部分資料,辨析具有歧義的史料,慎下結論。這種研究雍正繼位問題的態度,受到讀者贊許。馮先生探討雍正改革問題,顛覆了人們對于雍正帝的印象。先生將雍正改革的成敗放到所處的時代分析,進而闡述該時代既沒落又允許某些發展的社會特征!队赫齻鳌凡粌H顯示出高超的史料駕馭能力,更彰顯了綜合分析的史識。馮先生說他寫《雍正傳》是從一個人看一個時代,為了從簡、從俗,書名如此。但是,當把研究雍正帝的論文結集時,馮先生不改初衷,將其命名為《雍正帝及其時代》。據說,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曾想寫雍正帝的歷史,見到馮著,認為寫得好,打消了原來的念頭。

??中國史學重視人物,正史即采用紀傳體。研究歷史人物最主要的依據就是傳記,馮先生認為:“大量的人物傳記,對于人們認識歷史,認識自身和家史,尤其是快速接受歷史知識的價值,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睘榱私o清代人物的研究者、文學藝術創作家,以及尋覓先人歷史資料的民眾提供方便,先生寫作了《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此書介紹清人傳記史料書籍的作者、內容、文體、出版、收藏、利用情況以及有關的工具書,特別著眼于幫助于人們認識史料的用處和利用史料,成為全面尋找清人傳記資料的工具書。

??從史料學角度看,《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對于史料的認識更專門化,可以視為《清史史料學》的升級版。如馮先生認為人物傳記的詳細史料是日記,我們應該首先關注日記對于作者本人歷史的史料意義。他提出清人日記的作者傳記的作用,表現在日記中反映的日記作者的心理活動,家內人際關系,交友和人情世故,主要經歷的某些細節,經濟狀況,政治見解等,有助于寫出日記作者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又如關于清人尺牘的傳記史料價值,馮先生首先介紹尺牘的由來、名稱、程式、類型以及寫作與出版,接著討論清人尺牘的傳記史料價值:尺牘作者的傳記素材,收信人和信中人物的歷史資料,社會歷史資料。特別是為了深入探討尺牘史料價值,先生利用《秋水軒尺牘》的資料,給其作者幕賓許思湄制作年譜,演示了如何制作年譜傳記,如同手把手教人如何使用史料進行寫作。

??馮先生喜歡歷史人物的寫作,關注傳統社會女性的命運。清代文壇領袖袁枚有三個才女妹妹袁機、袁杼、袁棠,先生寫了《“少守三從太認真,讀書誤盡一生春”——袁機評傳》《〈樓居小草〉的作者袁杼》《女詩人袁棠》三文,揭示她們的生活。如袁機,4歲的時候,袁父與高家給她定了親。高子繹祖性情暴躁狠毒,高父感到若結親對不住袁家,于是商量退親。袁機認為女子只能從一而終,堅持不退親,她25歲成親。然而高繹祖卻殘酷地虐待袁機,她則逆來順受。最終她父親和高家打官司,判決離異,把袁機領回杭州老家。袁機的悲慘命運,是她本人接受三從四德教育造成的。馮先生揭示出清人的這一認識,將讀者帶入傳主生活的時代,也給今人留下悠長的遐思。

??馮先生的傳記寫作對象,除了皇帝、女性,還有名臣、文人,這些文章結集為《清代人物三十題》一書。該書《自序》指出:“人的歷史的研究,首先要弄清個人、群體與社會與歷史的關系問題,而后才能進一步明了史書中人物傳記的社會作用!毕壬瞄L從歷史人物看時代、看社會,書中的論述體現了這樣的特色。如書中對于康雍乾諸帝的論述,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特色與歷史走向,也再現了這些皇帝的性格為人,形象鮮明。先生對于清代名臣的論述,也頗能將其放在君臣關系中討論。清代的思想觀念也是先生關注的課題,一組人物文章就顯示出了這方面的特色,如論述傅山的史論與政論、黃宗羲的工商“皆本”觀念、吳汝倫的西醫觀等,皆提出了獨到見解。先生對《紅樓夢》有過深入研究,將雍正帝《悅心集》與曹雪芹《好了歌》的比較值得注意,對曹雪芹與《紅樓夢》全面而凝練的概述,別出機杼。先生的人物研究涉及人物的文獻學成就,如對黃卬《錫金識小錄》、許思湄《秋水軒尺牘》、朱次琦所修譜的探討,論述了族譜、年譜、方志諸種文獻類型。清代處于中國傳統社會晚期,女性的家庭關系、精神世界如何,先生都有所探討。正是因為馮先生對于傳記資料和傳記寫法的嫻熟掌握,所寫人物有個性,分析深刻,加之文筆流暢,從而雅俗共賞。他寫的《雍正帝自稱“漢子”——解讀一條史料》,恐怕很多人看了題目就想閱讀吧。

宗族史的不斷開拓

??宗族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所謂封建“四權”就包括“族權”。馮先生長期關注宗族問題,20世紀60年代就在報紙著文論述宗族祠堂與族權,那時的認識自然是批判為主。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思想解放,學術界對于宗族的認識發生了變化。馮先生強調全面認識宗族,主持編寫了《中國宗族社會》一書,是當時學術界新出的兩部宗族史之一,有力推動了宗族史研究的開展。先生還推出《中國古代的宗族與祠堂》一書,論述了宗族的階段性變化,祠堂的祭祖、教化,族人的經濟、政治生活,宗族的譜牒編纂。先生用自己長期的學術積累,高度概括了中國古代宗族的基本問題。日本的宗族史專家小林義廣教授認為該書對于認識中國宗族很有幫助,譯成日文發行。馮先生還提出了中國宗族社會研究的“變態型宗法社會”說,這些相關論文,都收入到他的《古代宗族與社會結構史》一書。

??明清以來盛行修譜,雖然近代因社會動蕩族譜多有損失,但留存至今的仍然數量龐大,究竟有多少,藏于何處?人們都說不清楚。馮先生很早就注意族譜的調研、整理工作,我讀研究生時,他要我帶領本科同學實習,調研京津圖書館的族譜收藏狀況。先生又與我同國家檔案局二處、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圖書館合作,編成《中國家譜綜合目錄》,這是大陸第一部全國性大型家譜目錄,為研究者與尋根問祖者提供了方便。

??馮先生閱讀宗族文獻,摘抄了大量資料卡片。還是在我讀本科的時候,上先生開設的“清史專題研究”選修課,其中一講是“清代宗族制度”,發的講義就是一段一段的資料摘抄,想必是他從摘抄的大量資料卡片中選擇的。21世紀國家纂修大型《清史》,馮先生應邀撰寫其中的《宗族志》,編委會要求以資料長編為基礎撰寫,先生遂在已有資料基礎上,組織學生補充不同地區的新資料,編成并出版了《清代宗族史料選輯》這部大型資料集,該書匯集了有清一代宗族史的基本史料,觀照到不同地區的宗族活動情形,取材包括政書、史書、文集、方志、筆記、檔案以及大量視覺史料,主要是民間的族譜(家譜、家乘、宗譜)。

??馮先生對于清代宗族的深入研究,集中體現在他的《清代宗族史論》一書。先生從宗親法及其指導思想、宗族特點、宗族載體、族譜4個方面,綜論了清代宗族狀況、宗族的社會屬性及其演變,研究了族長制的特點、祖墳建設、祠祭墓祭、義產與助學、修纂族譜、政府與宗族的互動關系等問題。

??研究宗族需要回答現實問題,宗族在現代社會究竟應處于什么位置,與現代化的關系如何?馮先生思考著這些問題,《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社會轉向》一書,是先生將清代宗族研究延續到當今的嘗試。為了寫好這部書,他帶領學生到江西等地進行宗族調查,了解當今宗族的活動。馮先生應邀為一些族譜作序,回答熱衷宗族事務人士的問題,也搜集新修族譜。馮先生在書中既討論清代宗族的特點,“禮以義起”的宗法變革論,“養為先務”的睦族觀和家族通財觀,譜法中求實際與慕虛榮的矛盾觀念;也探討20世紀的宗族,涉及20世紀上半葉在式微中更生的家族、社會各界的家族觀、家譜修纂和譜例改良,以及20世紀下半葉家族宗親活動,還討論20世紀最后20年的族譜編修、社會各界的家族觀、現代社會的宗親會。先生認為:“當今宗族有其對社會的適應性,能根據社會的變化和需要,改造其組織形式和活動內容。宗族正是有這種適應力,所以能夠在變動中的社會生存下去,非但沒有被改革的時代所淘汰,還能在消沉后復興!

??20世紀中國宗族史的研究,馮先生是重要的開拓者!督F代海內外宗族史研究》一書,反映了先生的系統性看法,先生對于近當代宗族的研究不僅具有重要學術價值,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非常值得重視。為了研究近現代海內外宗族史、宗親會史以及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先生利用在國外探親的機會,深入華人社區,搜集有關華人活動的宗親會刊物、海報、通知,進行觀摩,將研治中國宗族通史延伸到海外華人之中。先生以北美和大洋洲為重點,敘述海外華人的現實狀況,分析他們的發展途徑,他們與祖國與中華文化的關系。他指出:“移民一面要融入主流社會,一面又要保持中華文化,而這兩者要同時共存,無疑是矛盾的,難于把握的,移民處理好這組矛盾,就會前進,就會生活美滿。期待著這個目標早日實現!

打開社會史史料寶庫

??馮先生倡導社會史研究,首先面對的是社會史料的搜集利用問題。先生涉獵過多個斷代史,明清史屬于本行,大學時期最早的興趣在隋唐史,撰寫南開所編《中國古代史》負責漢代,撰寫宗族史承擔中古部分。治斷代史多從正史入手,馮先生開展社會史研究,也是先從正史開始的。20世紀80年代,馮先生從社會史的視野再次系統閱讀正史,撰寫讀史札記,結集《古人社會生活瑣談》,后增訂為《古人日常生活與社會風俗》一書,內容包括古人衣飾的規制與風尚,古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人口的再生產、死亡、喪葬、遷徙和社會救濟,社會結構中人們的群體生活,古人的文化娛樂等。馮先生還將研討社會史的正史史料,寫成《社會史研究與“二十五史”》一文,并全面介紹包括政書在內的社會史料,發表《略述中國古代社會史的史料》的文章。先生進而又以《關于建設中國社會史史料學的思考》為題,提出“社會史史料學”的概念。這是史料學新領域的探索,收入先生的《史料學研究》一書,先生在書中對于從《史》《漢》到當代的史書文獻均有所涉獵,意在明了各種文獻體裁的史料價值,尤其關注中國社會史史料和視覺史料。

??《中國社會史概論》是馮先生撰寫的教育部重點教材,書中大篇幅介紹了社會史史料。如何發現史料呢?先生提出:“新觀念、新方向、新領域是打開社會史史料寶藏的鑰匙!边@一指導性的看法,個人覺得真是至理名言。更新觀念對于學者尤其重要,這可以使舊史料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馮先生倡導開展社會史研究,同時提出了清代社會史研究的設想,以清代人們的等級、宗族、家庭的社會群體生活,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的習尚,人口流動與社會救濟,戲曲、節日等娛樂生活,纏足、停喪等社會風氣作為研究對象,關注諸種社會生活。先生與我合撰了《清人社會生活》一書,嘗試將社會結構與生活融為一體的社會史寫作。

??馮先生也致力于社會史史料的發掘,清朝嘉慶朝刑科題本的整理最具代表性。先生寫作研究生論文時,讀到李文治先生《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中的部分刑事檔案資料,對它極具特色的史料價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2年問世的《清代地租剝削形態》一書更引起其興趣。馮先生決心開發嘉慶朝的刑科題本,1983—1987年間,他帶領學生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實習,從32000余件嘉慶土地債務類刑科題本中抄錄清代各種身份者的資料,成果擬題《清代社會生活及身份地位檔案資料選編》。當時我們研究生也參加了抄錄,實習的同學有人生病,先生從北京的弟弟家取來藥和可口飯菜,關懷備至,同學都很感動。

??馮先生利用搜集的刑科題本結合其他資料,探討了清代的土地占有、階級關系,發表了多篇論文。隨著學術思想的轉變與研究的深入,他利用刑科題本關注不同的人群,興趣擴大到下層社會。2004年馮先生應邀為“蕭公權學術講座”作第二講講座(第一講由何炳棣演講),演講題目為《乾嘉之際下層社會面貌——以嘉慶朝刑科題本檔案史料為例》,探討了小業主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生活,家庭生活與婚姻生育,宗族社會狀態,流動人口,社會不穩定狀態下人們的生活。他研究的這些問題,是以往研究刑科題本時很少涉及的。

??馮先生《論“一史館”土地債務類檔案的史料價值》一文,也是經驗之談。他認為刑科題本的史料價值可以歸納為生產關系、社會等級、下層民眾社會生活、清史研究的突破性、司法史五個方面,特別是其中的“下層民眾社會生活史”資料價值,是指“土地買賣、典當、找贖、租佃和銀錢借貸運行過程,雇工的生產勞動和生活,人們的宗族、家庭生活,移民的遷徙和創業過程,奴婢聽受主人支配的生活”,他認為:“這些社會下層民眾的生活,不像達官貴人有較多的文字記錄,賴有這類檔案史料,使史家可以采集爬梳,去描述下層民眾的社會生活和他們的歷史!边@為我們利用“土地債務類”刑科題本提供了指導。

??在馮先生的帶領下,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將整理、利用刑科題本作為重要科研工作。先后出版了家驥兄與我分別主編的《清嘉慶朝刑科題本社會史料輯刊》《清嘉慶朝刑科題本社會史料分省輯刊》兩種大型史料集,家驥還主編了《清代社會基層關系研究》一書,我則利用刑科題本開展研究日常生活史等工作。我們感謝先生慧眼識題本,為我們指引新的學術方向。

??(作者:常建華,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國社會史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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